沈嘉蔚油画作品《宽容》（《北大钟声》）

　　我于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初到北大，及至民国十六年暑假，已经十足十年了，恰巧张作霖大元帅，将北大勾销，改为都门大学，于是我们遂不得不与北京大学临时脱离干系了。但是大元帅的寿命也不持久，不到一年风景，景遇就很不像样，只能退回东北去，于六月中遇炸而死，不久东三省问题也就处理，所谓北伐遂乐成功了。经由一段波折之后，北京大学旋告复原，外不雅虽是依然如故，但是已经没有畴前的“古今中外”的那种精力了，所以将这十年作为一段落，算作北大的前期，也是合于事实的。我在学校里是历来没有什么举动的，与别人打仗并未几，但是在文科里边也有些见闻，出格这些人物是已经归天的，记载了下来作为留念。并且依据释教的想法，这样的做也等于一种好事扶养，至于下一辈的人以及此刻还健在的老辈悉不阑人，但是这种老辈现今也是未几，真正可以说是零落有如晨星了。

　　

　　辜鸿铭

　　北大顶乖僻的人物，恐怕众口一词的要推辜鸿铭了吧。他是福建闽南人，大略先代是华侨吧，所以他的母亲是东洋人，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边幅，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便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都会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各人也难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入迷的吧。尤其妙的是那包车的车夫，不知是从哪里乡下去特地找了来的，或许是徐州辫子兵的余留亦未可知，也是一个背拖大辫子的男人，正同讲堂上的主人是好一对，他在红楼的大门外坐在车兜上等着，也不失为车夫队中一个彪炳的人物。辜鸿铭早年留学英国，在那有名的苏格兰大学结业，返国后有一时也是断发西装革履，收支于湖广总督衙门。（依据传说如此，真伪待考。）但是厥后却不晓得什么缘故酿成那一副怪相，满口“年龄大义”，成了十足的保皇派了。但是他似乎只是普遍的主张要天子，与实际活动无关，所以洪宪帝制与宣统复辟两回事件里都没有他的干系。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作业，不克不及阐扬他的正统思想，他就随时随地想要找时机发泄。我只在集会上遇到他两次，每次老是如此。有一次是北大开文科传授会计议作业，大家纷纷发言，蔡校长也站起来预备措辞，辜鸿铭一眼瞥见首先高声说道：“此刻请各人听校长的交托！”这是他原来的语气，他的精力也就充沛的表示在里边了。又有一次是五四活动时，六三事件今后，大略是一九一九年的六月五日阁下吧，北大传授在红楼第二层临街的一间课堂里开长期集会、除应付事件外有一件是挽留蔡校长，大家按例说了好些话，横竖关于挽留是没有什么贰言的，问题只是怎么办，打电报呢，照旧派代表南下。辜鸿铭也走上讲台，赞成挽留校长，却有他自己的出格来由，他说道：“校长是我们学校的天子，所以非得挽留弗成。”《新青年》的反帝反封建的伴侣们有好些都在坐，但是因为他是赞成挽留蔡校长的，所以也没有人再来和他抬杠。但是他后边的一团体出来措辞，却于无意中闹了一个大乱子，也是很可笑的一件事。这位是理教科传授，姓丁，是江苏省人，原本能讲普通话，但是这回他一上讲台去，说了一大串叫人听了难懂，并且又极度难过的单句。那时天气本是炎热，时鄙人午，又在高楼上一间房里，堆积了许多人，各人已经非常焦躁的了，这丁先生的话是字字可以听得清，但是简直没有两个字以上连得起来的，只听得他单调的断续的说，我们，明天，明天，我们，北大，北大，我们，如是者约略有一两分钟，不，或许几乎只有半分钟也说不定，但是人们似乎感觉已经非常持久，在热闷的氛围中，听了这单调的断续的单语，有如在头顶上滴着屋漏水，实在令人不容易忍受。各人正在烦躁，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的时候，突然的课堂的门开了一点，有人伸头进来把刘半农叫了出去。不久就听到刘君在门外顿足高声骂道：“混账！”里边的人都愕然出惊，丁先生觉得在骂他，也便急忙的下了讲台，退回原位去了。这样集会就半途搁浅，比及刘半农进来呈报，才知道是怎么的一回事，这所骂的固然并不是丁先生，倒是法科学长王某，他的名字健忘了，似乎此中有一个祖字。六三的那一天，北京的中小学生都排队出来报告，援助五四被捕的学生，北京当局便派军警把这些中小学生一队队的捉了来，都开释在北大法科校舍内。各方面纷纷援助，赠送食物，北风雅面略尽田主之谊，预备茶水食料之类，也就在法科支用了若干金钱。这数目记不清楚了，约莫也不会多，或许是一二百元吧；北大传授会决意请学校核销此款，归入正式开销之内。但是法科学长不承诺，于是事务员跑来找刘半农，因为那时他是传授会的做事担任人，刘君听了不禁创议火来，破口大喝一声。厥后大略法科方面也得了着落，而在事先处理明晰先生的胶葛，其功烈实在也是很大的。因为假设没有他这一喝，会场里说不定会要产生严重的成效。看那时的局势，在丁先生一边临时并无自动遏制的意思，而这样的讲下去，听的人又忍受不了，马上就得有逼上梁山的能够。当日刘文典也在场，据改日后对人说，其时若不因了刘半农的一声喝而遏制发言，他就要奔上讲台去，先打一个耳光，随后再叩头谢罪，因为他实在再也忍受不下去了。－－关于丁君因措辞受窘的事，别的也有些风闻，然而那是属于“正人君子”所谓的“谰言”，所以似乎也不值得加以引用了。

　　

　　刘申叔

　　北大传授中畸人，第二个大略要推刘申叔了吧。说也奇怪，我与申叔早就有些干系，所谓“神交已久”；在丁未（一九0七）前后他在东京办《天义报》的时候，我投寄过好些诗文，但是多由陶望潮间接交去；厥后我们给《河南》写文章，也是他做总编纂，不外那时经手的是孙竹丹，也没有直接谈判过。厥后他来到北大，同在国文系里任课，但是一直没有见过面：总计只有一次，等于上面所说的文科传授会里，远远的望见他，那时约莫他的肺病已经非常严重，所以身体瘦弱，复杂的说了几句话，声音也很低微，完满是个病夫容貌，其后也就没有再见到他了。申叔写起文章来，真是“下笔千言”，细注引证，头头是道，没有做欠好的文章，但是字写的实在可骇，简直像小孩子描红类似，并且不讲笔顺。－－北方书房里学童写字，辄叫标语，比方“永”字，叫道：“点，横，竖，钩，挑，劈，剔，捺。”他倒是全不论这些个，只看不便有可以连写之处，就一直连起来，所以几乎不可字样。事先北大文科老师里，以恶札而论，申叔要算第一，我便是第二名了。畴前在南京学堂里的时候，管轮堂同学中写字的成果，我也是倒数第二，第一名乃是我的同班同乡并且又是同房间居住的柯采卿，他的字也毕瑟可怜，像是寒颤的样子，但还不至于不可字而已。倏忽五十年，第一名的人都已归了道山，到如今这榜首的光彩却不得不属于我一团体。关于刘申叔及其夫人何震，最初因为苏曼殊寄居他们的家里，所以传有许多快事，由龚未生转给我们听；民国今后则由钱玄同所讲，及申叔死后，复由其门生刘叔雅讲了些，但叔雅口多微词，似乎欠好据为典要，因此便把风闻的故事都不著录了。只是汪公权的事却无妨提一提，因为那是我们直访问到的。在戊申（一九0八）年夏天，我们开始学俄文的时候，当初是鲁迅、许季茀、陈子英、陶望潮和我五团体，经望潮引见刘申叔的一个亲戚来参与，这人即是汪公权。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内幕，上课时急忙遇见，也没有谈过什么，只见他全副和服，似乎很浮夸，但是俄语却学的不大好，往往连发音都不克不及读，似乎他归去一点都不预备似的。厥后这一班散了伙，也就走散了事；但是联盟会两头似乎关于刘申叔一伙很有狐疑，不久听说汪公权返国，在上海什么处所被人所谋害了。

　　

　　黄季刚

　　要想讲北台甫人的故事，这似乎断弗成缺少黄季刚，因为他不单是章太炎门下的大门生，乃是我们的巨匠兄，他的国粹是数一数二的；但是他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正比例，说起有些事情来，着实令人不克不及阿谀。并且上文我说与刘申叔只见到一面，已经非常希奇了，但与黄季刚却一面都没有见过；关于他的事情只是听人传说，所以我此刻感觉单凭了听来的话，欠好就来说他的利害。这怎么办才好呢？如不是操纵这些传说，那么我便没有直接的资料可用了，所以只得来经由一番筛，择取可以用得的来凑数吧。

　　这话须还得说归去，大略是前清光绪末年的事情吧，约略估量年岁当是戊申（一九0八）的阁下，还在陈独秀办《新青年》，进北大的十年前，章太炎在东京民报里来的一位客人，名叫陈仲甫，这人即是厥后的独秀，那时也是搞汉学，写隶书的人。这时候适值钱玄同（其时名叫钱夏，字德潜）黄季刚在坐，听见客来，只好躲入近邻的房里去，但是只隔着两扇纸的拉门，所以什么都听得清楚的。主客谈起清朝汉学的发财，罗列戴段王诸人，多出于安徽江苏，厥后不晓得怎么一转，陈仲甫忽而提出湖北，说那里没有出过什么大学者，主人也搪塞着说，是呀，没有出什么人。这时黄季刚高声答道：

　　“湖北虽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便是区区，安徽虽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便是足下。”主客闻之索然败兴，随即别去。十年之后，黄季刚在北大拥虎皮了，但是陈仲甫也赶了来任文科学长，且办《新青年》，搞起新文学活动来，风靡一世了。这两者的旗帜清楚，抵触是免不了的了。事先在北大的章门的同学做柏梁台体的诗分咏校内的名流，关于他们的两句，恰巧都还记得，陈仲甫的一句是“毁孔子庙罢其把”，说的很得要领；黄季刚的一句则是“八部书外皆狗屁”，也是很能传播他的精力的。所谓八部书者，是他所崇奉的经典，等于《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和《文选》，不外另有一部《文心雕龙》，似乎也应该加了上去才对。他的打击异己者的办法完全操纵咒骂，即是在课堂上的骂街，它的骚扰力很不少，但是只可以或许鼓动几个听他的讲的人，讲到实际的勾引力气，没有及得厥后专说闲话的“正人君子”的十一号了。

　　

　　林公铎

　　林公铎名损，也是北大的一位有名流物，其脾气的古怪也与黄季刚差未几，但是个别对人照旧战争，对照容易靠近得多。他的立场非常直率，有点近于不客套，我记得有一件事，感觉实在有点可以佩服。有一年我到学校去上第一时的课，这是八点至九点，普通老是空着，不大有人愿意这么早去上课的，所以作业顶容易安顿。在这时候常与林公铎碰在一起。我们有些人不去像候车似的挤坐在老师休息室里，却到国文系主任的办公室去坐，我遇见他就在那里。此日因为到得略早，距上课另有些时间，便坐了等着，这时一位名叫甘大文的结业生走来找主任措辞，但是主任还没有到来，甘君等久了感觉无聊，便去同林先生搭讪措辞，桌上适值摆着一本北大三十几周年留念手册，就拿起来说道：

　　“林先生看过这册子么？里边的文章怎么样？”林先生微微摇头道：

　　“欠亨，欠亨。”这原本已经够了，但是甘君还不愿甘休，掀开册内自己的一篇文章，指着说道：

　　“林先生，看我这篇怎样？”林先生从容的笑道：

　　“亦欠亨、亦欠亨。”事先确实是说“亦”字，不是说“也”的，这事还清楚的记得。甘君原本在中国大学念书，因听了胡博士的报告，转到北大哲学系来，成为胡适之的嫡派门生，能作万言的洋洋大文，曾在孙伏园的《晨报副刊》上刊登《陶渊明与托尔斯泰》一文，连续登了两三个月之久，读者看了都又头痛又佩服。甘君的寒暄外交时间十二分的绵密，许多传授都为之惊骇退避，但是他一遇着了林公铎，也就狼奔豕突了。

　　说起甘君的外交时间，似乎这里也值得一说，他的做法第一是请客，第二是送礼，请客倒还容易凑合，只要推却不去好了，但是送礼却更费事了，他要是送抵家里来的，主人一定不收，自然也可以回绝；但是客人丢下就跑，不等主人的回话，那就欠好办了。那时招聘汽车非常廉价，他在过节的前几天，便雇一辆汽车，专供送礼之用，走到一家人家，匆促将货品放在门房，随即上车飞奔而去。有一回，竟因此而大为人家的包车夫所窘，听说这是在沈兼士的家里，值甘君去送节礼，兼做听差的包车夫接管了，不虞大大的惹恼主人，怪他承受了不被欢送的人的货色，因此简直冲破了他拉车的饭碗。所以他的外交时间越好，越被许多人所厌恶，自传授以至工友，没有人敢于就教他，教不到一点钟的作业，也有人同情他的，如北大的单不庵，忠告他千万不要再请客再送礼了，只要他恬静过一个时期，说是半年吧，那时人家就会自动的来请他，不单空谈，而且实际的帮忙他，在自己的薪水提出一局部钱来补助他的糊口，邀他在藏书楼里给他做事。但是这有什么用呢，一团体的脾气是很不容易改动的。论甘君的学力，在大学里教国文，老是可以的；但他过于自信，其立场也颇不客套，所以终于失败。钱玄同在师范大学担当国文系主任，曾经叫他到那里教“大一国文”（即大学一年级的必修国文），他的选本第一篇是韩愈的《进学解》，第二篇以下至于第末篇都是他自己的高文，学期末端，学生便去要求主任把他撤换了。甘君的故事实在说来活长，只是这里不免难免有点喧宾夺主，所以这里只好权且从略了。

　　林公铎爱饮酒，泛泛遇见老是酡颜红的，有一个时候不是因为黄酒价贵，即是学校欠薪，他便喝那便宜的劣质的酒。黄季刚得知了大不觉得然，曾劈面对林公铎说道：“这是你自己在作死了！”这一次算是他关于友人的道地的忠告。厥后听说林公铎在南京车站上晕倒，这实在是与他的饮酒有关的。他讲学问写文章因此都难免有爱使气的处所。一天我在国文系办公室遇见他，间在北大外另有兼课么？答说在中国大学有两小时。是什么作业呢？说是唐诗。我又好奇的追问道，林先生讲哪团体的诗呢？他的答覆很出不测，他说是讲陶渊明。各人知道陶渊明与唐朝之间还整个的隔着一个南北朝，但是他便是那样的讲的。这个原因是，北大有陶渊明诗这一种作业，是沈尹默担当的，林公铎大略很不满足，所以在别处也讲这个，至于文不合错误题，也就不论了。他算是北大老传授中旧派之一人，在民国二十年顷，北大改组时，标榜变革，他和许之衡一起被学校所解雇了。北大老例，传授试教一年，第二学年改送正式聘书，只复杂的说聘为传授，并无年限及薪水数目，因为这聘任是无限期的，假设不因出格变乱有一方预先声明解约，这便永久有效。十八年今后始改为每年送聘书，在学校方面怕照畴前的举措，有不讲理的人拿着无限期的聘书，要解约时硬不愿走，所以改了每年送新聘书的办法。其实这也不尽然，这原是在人不在举措，战争的人便是拿着无限期聘书，也会不则一声的走了，剧烈的虽是刻日已满也还要争执，不愿放手的。许之衡即是前者的好例，林公铎则属于后者，他大写其抗议的文章，在《世界日报》上颁发的致胡博士（其时任文学院长兼国文系主任）的信中，有“遗我一矢”之语，但是胡适之并不回覆，所以这事也就不久平息了。

　　许守白

　　上文牵连的说到了许之衡，此刻便来讲他的事情吧。许守白是在北大教戏曲的，他的前任也即是第一任的戏曲传授是吴梅。事先上海大报上还大惊小怪的，觉得大学里居然讲起戏曲来，是破天荒的大奇事。吴翟安教了几年，因为南人吃不惯北方的货色，厥后转任南京大学，保举了许守白做他的后任。许君与林公铎正是支持，对人是异常的客套，或许可以说是原本不用那样的有礼，普通到了公家场合，关于在场的许多人只要一总的点一摇头就行了，比及发见出格靠近的人，再另行招呼，他倒是否则。进得门来，他就一个一个找人鞠躬，有时何处不瞥见，还要重新鞠过。看他容貌是个老学究，但是装扮却有点出格，穿了一套西服，推光僧人头，脑门上留下手掌大的一片头发，状如桃子，长约四五分，不知是何取义，有好讽刺的人便送给他一个外号，叫做“余桃公”，这句话是有汗青配景的。他这副样子在北大还好，因为他们见过世面，曾瞥见过辜鸿铭阿谁样子，但是到女学校去上课的时候，就难免要稍受凌辱了。其实那里的学生，倒也并不什么出格去窘他，只是从上课的景遇上可以看出他的一点窘状来罢了。北阀乐成今后，女子大学划归北京大学，改为文学理学分院，随后又成为女子文理学院，我在那里一时给刘半农代办署理国文系主任的时候，为一二年级学生开过一班散文习作，有一回作文叫写课堂里印象，此中，一篇写得颇妙，等于讲许守自的，尽管未曾说出姓名来。她说有一位教员进来，身穿西服，秃顶，前面留着一个桃子，走上讲台，深深的一鞠躬，随后掀开书来讲。学生们有编织货色的，有写信看小说的，有三三两两低声措辞的。开初措辞的声音很低，但是逐渐响起来，教员的话有点不大听得出了，于是教员用力提大声音，于嗡嗡声的上面又零寥落落的听到课本的文句，但这也只是临时的，因为学生的措辞相应的也加响，又将教员的声音漂浮到里边去了。这样一直到了下课的钟声响了，教员乃又深深的一躬，踱下了讲台，这事才告一段落。鲁迅的小说集《彷惶》里边有一篇《高老役夫》，说高尔础老役夫往女学校去上汗青课，向课堂下一望，瞥见满房子蓬松的头发，和许多鼻孔与眼睛，使他大产生其发急，《袁了凡纲鉴》原本没有预备充沛，因此更着了忙，勿匆的逃了出去。这位慕高尔基而更名的老役夫尚且难免如此慌乱，别人自然也是一样，但是许先生却还忍耐得住，所以教得下去，不外窘也老是难免的了。

　　

　　黄晦闻

　　关于黄晦闻的事，说起来都是很严肃的，因为他是严肃礼貌的人，所以绝少诙谐性的风闻。前清光绪年间，上海出书《国学学报》，黄节的名字同邓实（秋枚）刘师培（申叔）马叙伦（夷初）等经常呈现，跟了黄梨洲吕晚村的道路，以复古来讲革命，贯注民族思想，在常识阶层两头很有势力，及至民国建立今后，尽管他是革命老同志，在百姓党中不乏有力的伴侣，但是他只做了一回广东教诲厅长，今后就回到北大来仿照照旧教他的书，不复再出。北伐乐成以来，所谓吃五四饭的都飞黄腾达起来，做上了新权要，黄君是老辈却那样的退隐下来，岂不正是掉队之尤，但是他自有他的看法。他泛泛愤世疾俗，感觉现时很像明季，为人写字常钤一印章，文曰“如此山河”。又于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秋季在北大讲顾亭林诗，感念往昔，常对诸生慨然言之。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四日病卒，所注亭林诗终未完成，所作诗集曰《蒹葭楼诗》，曾见有仿宋铅印本，不知今市上有之否？晦闻卒后，我撰一挽联送去，词曰：

　　如此山河，渐将日暮途穷，不胜追忆索常待。

　　及今回去，等是风骚云散，差幸免作顾亭林。

　　附以小注云，迩来先生罕用一印云，如此山河，又在北京大学讲亭林诗，感念古昔，常对诸生慨然言之。

　　

　　孟心史

　　与晦闻景遇近似的，有孟心史。孟君名森，为北大史学系传授多年，兼任研究所任务，著书甚多，但是我所最为记得最喜欢读的书，照旧民国五六年顷所出的《心史丛刊》，共有三集，掇集系统资料，贯穿成为一篇，则“于史事既多所发现，亦殊有趣味。其记清代历代考场案，多有慨叹语，如云：

　　“凡提拔人材，从古无以刀锯斧锁随其后者。至清代乃兴考场大案，草管人命，无非重加其罔民之力，束缚而驰骤之。”又云：

　　“汉人陷溺于科举，至深且酷，不吝借满人屠戳同胞，以泄其大都幸运未遂之人年年被摈之愤，此所谓天下英雄入我彀中者也。”孟君耆年宿学，而其定见明达，前后稳定，往往出后代贤达之上，可谓可贵矣。二十六年华北陷落，孟君仍留北平，至冬卧病人协和病院，十一月中我曾去拜访他一次，给我看日记中有好些感愤的诗，至次年一月十四日，乃归道山，年七十二。三月十三日开悲悼会于城南法源寺，到者可二十人，大致皆北大同人，别无典礼，只默默行礼罢了。我曾撰了一副挽联，词曰：

　　野记偏多言外意，新诗应有井中函。

　　因字数太少欠好写，又找不到人代写，亦不果用。北大迁至长沙，职老师凡能走者均随行，其因老病或有家累者暂留北方，校方供认为留平传授，凡有四人，为孟森、马裕藻、冯狙苟和我，今孟马冯三君皆已长眠，只剩了我一团体，算是硕果仅存了。

　　冯汉叔

　　说到了“留平传授”，于报告孟心史之后，理当说马幼渔与冯汉叔的故事了，但是幼渔虽说是极熟的伴侣之一，来往也很频繁，但是记不起什么可记的事情来，讲到旧闻伏事，出格从玄同听来的也实在不少，不外都是琐屑家庭的事，欠好做感旧的资料，汉叔是理科数学系的老师，虽是隔一层了，但是他的故事说起来都很有趣味，并且也知道得不少，所以只好把幼渔的一边搁下，将他的佚事来多记一点也罢。

　　冯汉叔留学于日本东京前帝国大学理科，专攻数学，成果很好，结业后返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老师，其时尚在前清光绪宣统之交，校长是沈衡山（钧儒），许多有名的人都在那里教书，如鲁迅许寿裳张邦华等都是。随后他转到北大，恐怕还在蔡孓民校长之前，所以他可以说是真正的“老北大”了。在民国初年的冯汉叔，大略是很时髦的，听说他坐的乃是自用车，除了装饰极新之外，车灯也是出格，普通的车只点一盏，有的还用植物油，乌沉沉的很有点悲惨相，有的是阁下两盏灯，都点上了电石，便很感觉豪阔了。他的车上却有四盏，即是在靠手的旁边又添上两盏灯，一齐点上了就光亮绚烂，劈面来的人连眼睛都要睁不开了。脚底下又装着响铃，车上的人用脚踏着，一路发出峥纵的响声，车子向前飞跑，引得路上行人皆立足而视。听说那时北京这样的车子没有第二辆，所以假设路上遇见四盏灯的洋车，便可以知道这是冯汉叔，他正往“八大胡同”去打茶围去了。爱说笑话的人，便给这样的车取了一个又名，叫做“器字车”，四个口像四盏灯，两盏灯的叫“哭字车”，一盏的就叫“吠字车”。算起来坐器字车的还算对照廉价，因为两头尽管是个“犬”字，但对照哭吠二字终究要好的多了。

　　汉叔喜欢饮酒，与林公译有点相像，但不听见他曾有与人相闹的事情。他又是搞精细的科学的，酒醉了有时候有点糊涂了，但是一己遇到上课学问，倒是依然头脑清楚，不会产生什么谬误。昔人说，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可见世上确实有这样的事情。鲁迅曾经讲过汉叔在民初的一件故事。有一天在路上与汉叔相遇，相互举帽一点首后将要走过来的时候，汉叔忽叫泊车，似乎有话要说。乃至下车之后，他并不开民却从皮夹里掏出二十元钞票来，交给鲁迅，说“这是还那一天输给你的欠帐的。”鲁迅因为并无其事，便说，“那一天我并没有同你打牌，也并不输钱给我呀。”他这才说道：“哦，哦，这不是你么？”乃道别而去。别的有一次，是我亲自瞥见的，在“六三”的前几天，北大同人于第二院开讨论议挽留蔡校长的事，措辞的人固然没有一个是支持者，此中有一人不记得是什么人了，说的对照不直截一点，他没有听得清楚，立刻愤然起立道：“谁呀，说不赞成的？”旁人急速解劝道：“没有人说不赞成的，这是你听差了。”他于是也说，“哦，哦。”随又坐下了。关于他好酒的事，我也有过一次的教训。不记得是谁请客了，饭店是前门外的煤市街的有名的处所，便是酒不大好，这时汉叔也在座，便提议到近地的什么店去要，是和他有买卖的一家旅店，只说冯或人所要某种黄酒，这就行了。及至要了来之后，主人就要马上分斟，汉叔阻住他叫先拿试尝，尝过之后感觉口胃不合错误，便叫送酒的伴计来对他说，一面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我，我自己在这里，叫老板给我送阿谁来。”这样换来之后，那酒一定是不错的了，不外我们门外汉也不克不及区分，只是那么胡乱的喝一通便是了。

　　北平陷落之后，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春天，日本宪兵队想要北大第二院做它的本部，直接告诉第二院，要他们三天之内搬场。留守那里的事务员弄得没有举措，便来找那“留平传授”，马幼渔是不出来的，于是找到我和冯汉叔。但是我们又有什么举措呢？走到第二院去一看，碰见汉叔已在那里，我们略一筹议，感觉要想挡驾只有去找汤尔和，阐明理学院因为仪器的干系不克不及等闲移动，至于可否有效，那只有长期再看了。便在那里，由我草拟写了一封公文，由汉叔送往汤尔和的家里。当天晚上得到汤尔和的德律风，说挡驾总算乐成了，但是只可就义了第一院赐与宪兵队，但那是文科只积压些课本之类的货色，散佚了也不十分惋惜。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冯汉叔，看他的样子己是很憔悴，已经到了他的老年末年了。

　　

　　刘叔雅

　　刘叔雅名文典，友人常称之为刘格阑玛，叔雅则自称狸豆乌，盖狸刘读或可通，叔与寂通，卡字又为豆之象形古文，雅则等于乌鸦的本字。叔雅人甚有趣，面貌黧黑，盖旧日曾嗜鸦片，又性喜肉食，及后北大迁移昆明，人称之谓“二云居士”，盖言云腿与云土皆名物，适投其所好也。好吸纸烟，常口衔一支，虽在措辞亦粘着唇边，不识其何故能如此，唯进教堂以前始弃之。性诙谐，善谈笑，唯语不择言，自以籍属合肥，关于段祺瑞尤致打击，往往丑底及于怙恃，令人不克不及纪述。北伐乐成后曾在芜湖，不知何以惹恼蒋介石，被拘数日，时人以此重之。刘叔雅最不喜中医，尝极论之，备极诙谐豁刻之能事，其词云：

　　“你们打击中国的庸医，实是大错而特措。在现今的中国，中医是万弗成无的。你看有多几何少的遗老遗少和别种的非人生在中国，此辈一日不死，是中国一日之祸患。但是谋杀是违反人道的，并且也谋不堪谋。幸喜他们都是相信国学的，所以他们的一线死机，全在这班医生们手里。你们怎好去打击他们呢？”这是我亲自听到，所以写在一篇说《卖药》的文章里，收在《谈虎集》卷上，写的时日是“十年八月”，可见他讲这话的时候是很早的了。他又攻讦那时的国集会员道：

　　“想起这些人来，也着实感觉可怜，不想来怎么的骂他们。这总之还要怪我们自己，假设我们有力气收买了他们，却还要那么厮闹，那么这实在应该重办，捉了来打屁股。但是我们此刻既然没有钱给他们，那么这也就只好由得他们自己去卖身去而已。”他的措辞厚道由此可见一斑，但是叔雅的优点并不在此，他实是一个国粹各人，他的《淮南鸿烈解》的著书出书已经良久，不知道随后有什么新著，但便是那一部书也足够显示他的学力而有余了。

　　

　　朱逖先

　　朱逖先名希祖，北京大学日刊曾经误将他的姓氏刊为米遇光，所以有一个时候友人们便叫他作“米遇光”，但是他的普遍的外号乃是“朱胡子”，这是高低皆知的，尤其是在旧书业的人们两头，提起“朱胡子”来，简直无人不知，并且有点敬远的神气。因为朱君多保藏古书，关于此道非常夺目，听见人说珍本旧抄，便擅袖攘臂，连说“吾要”，连书业专门的人也有时弄不外他。所以伴侣们有时也叫他作“吾要”，这是浙江的方音，里边也含有幽默的意思。不外北大同人包孕旧时同学在内普通多称他为“而翁”，这其实等于朱胡子的文言译，因为《说文解字》上说，“而，颊毛也”，劈面欠好叫他作朱胡子，但是称“而翁”便无妨碍，这可以说是文言的益处了。因为他历来就留了一大部胡子，这从什么时候起的呢？记得在民报社听太炎先生讲《说文》的时候，总照旧学生容貌，未曾留须，恐怕是在民国初年今后吧。在元年（一九一二）的夏天，他引见我到浙江教诲司当课长，我因家事不及去，厥后又改任省视学，这我也只当了一个月，就因患疟疾回家来了。那时晤面的印象有点麻胡记不清了，但总之似乎还没有那古巴英雄似的大胡子，及民六（一九一七）在北京相见，却完全改不雅了。这却令人记起英国爱德华理亚（Edward Lcar）所作的《荒诞乖张书》里的第一首诗来：

　　“那里有个白叟带着一部胡子，

　　他说，这正是我所怕的，

　　有两只猫头鹰和一只母鸡，

　　四只叫天子和一只知更雀，

　　都在我的胡子里做了窠了！ ”

　　这样的过了快要二十年，各人都已看惯了，但约莫在民国二十三四年的时候，在北京却不见了朱胡子，大略是因了他女婿的干系转到广州的中山大学去了。今后的一年暑假里，似乎是在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这时正值北大招考阅卷的日子，各人聚在校长室里，突然开门进来了一个小伙子，没有人认得他，比及他闭口措辞，这才知道是朱逖先，原来他的胡子剃得光光的，所以是似乎换了一团体了。各人这才哄然大笑。这时的逖先在我这里恰好留有一个照相，这照片原是在中央公园所照，即是许季弗、沈兼士、朱逖先、沈士远、钱玄同、马幼渔和我，一共是七团体，这里边的朱逖先便是光下巴的。逖先是老北大，又是太炎同门中的老年老，但是在北大的同人两头似乎缺少联结，有好些事情都没有他插手，但是他关于我倒是出格照顾，民国元年是他引见我到浙江教诲司的，随后又在北京问我愿不肯来北大教英文，见于鲁迅日记，他的好心我是十分感激的，尽管最后民六（一九一七）的一次是不是他的创议，日记上没有纪录，说不清楚了。

　　

　　胡适之

　　明天听说胡适之于仲春二十四日在台湾归天了，这样便成为我的感旧录的资料，因为这感旧录中是按例不收糊口生涯的人的，他的毕生的言行，到昔日盖棺论定，自然会有结论出来，我这里只就团体间的谈判记述一二，作为谈话资料罢了。我与他有过卖稿的谈判一总共是三回，都是翻译。头两回是《现代小说译丛＼和《日本现代小说集》，时在一九二一年阁下，是我在《新青年》和《小说月报》刊登过的译文，鲁迅其时也特地翻译了几篇，凑成每册十万字，收在商务印书馆的世界丛书里，稿费每千字五元，事先要算是最高的价钱了。在一年前曾经托蔡校长写信，引见给书店的《黄蔷薇》，也还只是二元一千字，尽管说是文言不可时，但迟早时价差别也可以想见了。第三回是一册《希腊拟曲》，这是我在那时的独一希腊译品，一总只有四万字，把稿子卖给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编译委员会，得到了十元一千字的人为，实在是我所得的最高的价了。我在序文的末端说道：

　　“这几篇译文虽只是戋戋戈小册，实在也是我的很严重的任务。我泛泛也曾翻译些文章过，但是没有像这回费力费光阴，在这两头我不时产生发急，深有“黄胖揉年糕，着力不奉迎’之惧，如没有适之先生的鼓励，十之七八是半途搁了笔了，现今总算译完了，这是很可喜的，在我团体使这三十年来的歧路不完全白走，虽然自己感觉喜欢，而原作更是值得引见，尽管只是太少。谛阿克列多斯有一句话道，一点点的礼品捎着大大的人情。乡曲鄙谚云，千里送鹅毛，物轻人意重。权且引来作为解嘲。”关于这册译稿另有这么一个插话，交稿之前我预先同适之阐明，这两头有些违碍文句，要求保存，即如第六篇拟曲《昵谈》里有“角先生”这一个字，是翻译原文抱朋这字的意义，尽管唐译芯刍尼律中有树胶生支的名称，但似乎不及角先生三字的艰深。适之笑着承诺了，所以它就这样的印刷着，但是注文里在那“角”字右边加上了一直线，成了人名标记，这似乎有点可笑，——其实这角字或许是阐明角所制的吧。最后的一回，不是和他直接谈判，乃是由编译会的秘书关滇桐代办署理的，在一九三七至三八年这一年里，我翻译了一部亚波罗陀洛斯的《希腊神话》，到一九三八年编译会搬到香港去，这事就告完毕，我那神话的译稿也带了去不知下落了。

　　一九三八年的下半年，因为编译会的任务已经完毕，我就在燕京大学托郭绍虞君找了一点作业，每周四小时，学校里因为旧人的干系特加赐顾帮衬，给我一个“客座传授”（Visiting Professor）的尊号，算是专任，月给一百元人为，比个别的讲师暗示优待。其时适之远在英国，远远的寄了一封信来，乃是一首文言诗，其词云：

　　“臧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

　　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衲，

　　突然放下茶盅出门去，

　　飘然一杖天南行。

　　天南万里岂不大辛苦？

　　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

　　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

　　一九三八，八，四。伦敦。 ”

　　我接到了这封信后，也做了一首文言诗回覆他，因为听说就要往美国去，所以寄到华盛顿的中国使馆转交胡安宁先生，这乃是他的长期的别名。诗有十六行，其词云：

　　“老衲伪装好享乐茶，

　　实在的景遇照旧苦雨，

　　迩来屋漏地上又浸水，

　　成效只好改号苦住。

　　晚间拼好蒲团想睡觉，

　　突然接到一封远方的信，

　　海天万里八行诗，

　　多谢藏晖居士的问讯。

　　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

　　惋惜我行脚却不克不及做到；

　　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

　　因为庵里住的好些长幼。

　　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

　　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

　　老衲始终是个老衲，

　　但愿未来见得居士的面。

　　廿七年玄月廿一日，知堂作苦住庵吟，略仿藏晖体，却寄居士美洲。十月八日旧中秋，阴雨如晦中录存。”

　　幸运这两首诗的手本都还存在，并且同时找到了另一首诗，乃是适之的手笔，署年月日甘八，十二，十三，臧晖。诗四句分四行写，今改写作两行，其词云：

　　两张照片诗三首，昔日开封一偶然。

　　无人认得胡安宁，扔在空箱过一年。

　　诗里所说的事全然不清楚了，只是那寄给胡安宁的信搁在那里，经由许多的时候刚刚收到，这是我所接到的他的最后的一封信。及一九四八年冬，北京解放，适之仓惶飞往南京，不久不多转往上海，那时我也在上海，便托王古鲁君代为致意，劝其留住国内，虽未能见听，但在我倒是一片至心，聊以报其旧日寄诗之情，昔日王古鲁也早已长眠，更无人知道此事了。

　　末端还得加上一节，《希腊拟曲》的稿费四百元，于我却有了极大的益处，等于这用了买得一块坟地，在西郊的板井村，只有二亩的地面，因为原来有三间瓦屋在前面，所以花了三百六十元买来，但是厥后因为没有人住，所以坍毁了，新种的柏树过了三十多年，已经成林了。那里葬着我们的次女若子，侄儿丰二，最后另有先母鲁老太太，也安眠在那里，那处所至今还好好的存在，即是我的力气总算不是白花了，这是我所感觉深可庆幸的事情。

　　……

　　

　　钱玄同

　　钱玄同的事情，真是说来话长，我不晓得如何写法。关于他，有一篇留念文，原名《最后的十七日》，乃是讲他的末后的这几天的，似乎不敷全面，要想补充呢，又感觉不免难免太罗苏了，那么怎么办才好呢？恰好在仲春十九日的《人民日报》上看到晦庵的一篇《书话》，题曰《取缔新思想》，引用玄同的话，感觉很有意思，便决意来先作一回的“文抄公”，随后再来自己献丑吧。原文云：

　　《新社会》于一九二0年五月被禁，在这之前，约莫一九一九年八月，《每周评论》已经蒙受查封的运气，一共出了三十七期。事先问题与主义的论争正在展开，胡适的“四论”就颁发在最后一期上，刊物被禁今后，论争不得不宣告完毕，大钊同志便没有继“再论”而写出他的“五论”来。一九二二年冬，北洋当局的国务集会，进一步经由过程取缔新思想案，决意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成员作为他们将要毒害的工具。消息传播今后，胡适曾经极力表达自己的温和，倡始什么好人当局，但照旧被王怀庆辈指为过激派，主张捉将官里去，吓得他只好以查抄糖尿病为名，鸣金收兵的躲了起来。合法这个时候，议员受贿的案件被告发了，不久又产生国会违宪一案，闹得全国哗然，内阁几回再三更易，取缔新思想的决定，便临时搁起。到了一九二四年，往事重提，六月十六日的《晨报副刊》第一三八号上，杂感栏里颁发三条《系统事情》，第一条便反应了“文字之狱的黑影”：

　　《天风堂集》与《一目斋文钞》忽于昌英之妐之日被□□□（日文）， 这一句话是我从一个伴侣给另一个伴侣的信中偷看来的，话尽管复杂，却包括了四个谜语。《每周评论》及《尽力》上有一位作者别署天风，又有一位别署只眼，这两部书大略是他们作的吧。□□□（日文）也许是制止，我这从两部的性质上推去，大略是不错的。但什么是“昌英之妐之日”呢？我急速看《康熙字典》看妐是什么字。啊，有了！《字典》“妐”字条下明显注着，《集韵》，诸容切，音钟，夫之兄也。中国似有一位昌英密斯，其夫曰端六先生，端六之兄不是端五么？如果我这个谜没有猜错，那么答案必为《胡适文存》与《独秀文存》忽于端午日被制止了。但我还没有听见此项消息。可恨我这句话是偷看来的，否则我可以向那位收信或发信的伴侣问一问，如果他们还在北京。”

　　这条杂感署名“夏”，夏便是钱玄同的本名，谜语其实便是玄同自己的缔造。事先北洋军阀制止《独秀文存》、《胡适文存》、《爱美的戏剧》、《爱的成年》、《自己的场地》等书，玄同为了告发事实，成心转弯抹角，失弄笔头，以引起社会的留神。胡适便据此四面举动，多方写信。北洋当局一面否定有禁书的事情，说校阅阅兵的书已经发回，一面却查禁如故。到了六月二十三日，《晨报副刊》第一四三号又登出一封给夏和胡适的通信，署名也是“夏”。

　　夏先生和胡适先生：

　　“关于天风堂集与一目斋文钞被制止的事件，本月十一日下午五时，我在成均遇见英白先生，他的话和胡适先生一样。但是昨天我到旧书摊上去问，听说照旧不让卖，几十部书还在何处呢。许是取不返来了吧。

　　“夏曰，（这个夏即是夏先生所说的写信的阿谁伴侣。夏先生和夏字有没有干系，我不知道，我但是和夏字曾经产生过干系的，所以略仿小写万字的注解的笔法，加这几句注。）十三，六，二十。”

　　“所谓‘略仿小写万字的注解的笔法’云云，意思便是万即万，夏即夏，原来只是一回事，一团体罢了。这封通信前面另有一条画蛇添足的尾巴：

　　“‘写完这封信今后，拿起明天的《晨报》第六版来看，忍然瞥见《差人厅按期焚书》这样一个标题，不禁打了一个寒战，尽管我并不知道这许多损坏习俗小说及一切犯禁之印刷物是什么项目。’可见事先不单禁过书，并且还焚过书，闹了半天，原来都是事实。漫笔接纳层层深入的举措，我认为写得极好。这是五四初期取缔新思想的一点重要史料。损坏习俗，原本有各类百般表明，鱼目即混珠，玉石难免俱焚，从古代到近代，从外国到中国，损坏习俗简直成为禁书焚书的独特话柄，前乎北洋军阀的统治阶层操纵过它，后乎北洋军阀的统治阶层也操纵过它。若间败的什么风，坏的什么俗，悠悠黄河，这就有待于我们这一辈人的区分了。”

　　这篇文章我也感觉写的很好，它可以或许从不伦不类的游戏文章里理解其真实的意义，得到有用的资料，极是可贵的事。惋惜能写那种转弯抹角，失弄笔头，诙谐讥刺的杂文的人已经没有了，玄同归天虽己有二十四年，然而想起这件事来，倒是一个永久的损失。

　　……

　　上面所说都是北京大学的传授，但是这里想推广一点开去，稍为谈谈职员方面，这里第一团体自然即是蔡校长了，第二个是蒋梦麟，便是上文一六三节玄同的信里所说的“茭白先生”，关于他也是有些可以谈的，但其人尚健在，这按例是感旧录所不克不及收的了。

　　

　　蔡孓民

　　蔡孓民名元培，本字鹤卿，在清末因为讲革命，改号孓民，厥后一直沿用下去了。他是绍兴城内笔飞弄的人，从小时候就听人说他是一个极度的乖僻的人，是前清的一个翰林，但是同时又是乱党。家里有一本他的朱卷，文章非常奇特，篇幅很短，固然看了也是不懂，但总之是不守陈腔滥调的礼貌，厥后听说他的讲经是遵守所谓公羊家法的，这是他的乖僻行径的起头。他主张说是共产公妻，这话确是耸人听闻，但是事实却正是相反，因为他的为人也正是与钱玄同相像，是最规矩拘谨不外的人。他创议进德会，主张不嫖，不赌，不娶妾，进一步不作仕宦，不抽烟，不饮酒，最高档则不作议员，不食肉，很有清教徒的习尚。他是从佛老出来，经由科学影响的无当局共产，又因读了俞理初的书，主张男女平等，支持守节，那么这种流言之来，也不是全无依据的了。但是事实呢，他到老不殖财，没有艳闻，可谓常识阶层里少有人物，我们引用老辈攻讦他的话，做一个例子。这是我的受业师，在三味书屋教我读《中庸》的寿洙邻先生，他以九十岁的高龄，于客岁逝世了；寿师母分给我几本他的遗书，此中有一册是蔡孓民言行录下，书面上有寿先生的题字云：

　　“孓民学问品德之纯正深邃，战争中正，而世多訾嗷，诚如庄子所谓纯纯经常，乃比于狂者矣。”又云：

　　“孓民品德学问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而实践之，加以不择壤流，不耻下问之漂亮，可谓伟大矣。”这些赞语或许难免有过高之处，但是他引庄子的措辞是纯纯经常，这是很确实的。蔡孓民庸言庸行的主张最初颁发在留法华工学校的课本四十篇里，只是个别人不大留神而已。他在这里偶然说及古今中外，这也是很得要领的话。三四年前我曾写过一篇讲蔡孓民的漫笔，里边说道：

　　蔡孓民的主要成绩，是在他的鼎新北大。他实际担当校长没有几年，做校长的时期也未曾有什么步履，但他的影响倒是很大的。他的主张是“古今中外”一句话，这是很有效力，也很得时宜的。因为那时候是民国五六年，袁世凯刚死不久，洪宪帝制虽已勾销，北洋当局里还充斥着乌烟瘴气。那时是黎元洪总统，段祺瑞做内阁总理，虽有好的教诲目标，也无法举措措施。北京大学其时国文科只有经史子集，外国文只有英文，老师只有旧的几团体，这便是所谓“古义和“中”罢了，如加上“今”和“外”这两局部去，便乐成了。他于旧人旧科目之外，加了戏曲和小说，章太炎的门生黄季刚，洪宪的刘申叔，尊王的辜鸿铭之外，添补了陈独秀、胡适之、刘半农一班人，英文之外也添了法文、德文和俄文了。古今中外，都是要的，不论好歹让它自由竞争，这似乎也不很安妥。但是在阿谁情况里，非如此说法，“今”与“外”这两种便无法藏身安身，看成战略来说，也是须要的。但在蔡孓民本人，这到底是一种战略呢，照旧由衷之言？也照旧不知道（泰半是属于后者吧），不外在事实上是奏了效，所以办事论事，这古今中外的主张，在事先说是适时宜的了。

　　但是，他的乐成也不是饱经风霜的。学校里边先有人暗示不满，新的一边还没有暗示排斥旧的意思，旧的方面知首先暗示出来了。最初是造流言，因为北大最初开讲元曲，便说在课堂里唱起戏文来了，又因倡始文言文的缘故，说用《金瓶梅》当教科书了。其次是旧老师在课堂中咒骂，另外人还暗藏一点，黄季刚最斗胆，往往昌言不讳。他骂个别新的老师赞同蔡孓民，说他们“曲学阿世”，所今后来诙谐的人便给蔡孓民起了一个外号叫做“世”，如去校长室一趟，自称去“阿世”去。知道这个名称，并且经常使用的，有马幼渔、钱玄同、刘半农诸人，鲁迅也是此中之一，往往见诸书简中，成为一个典故。报纸上也有回声，上海研究系的《时事新报》开始打击，北京安福系的《公言报》愈加固守，由林琴南出头，写地下信给蔡孓民，说学校里倡始非孝，要求遣散陈胡诸人。蔡复书说，《新青年》并未非孝，即便有此主张，也是私人的定见，只要在大学里不来宣传，也无法干预。林氏大发雷霆，大有借事先实力派徐树铮的势力来加压迫之势，在这时期五四风潮勃发，当局忙于应付大事，学校的新旧抵触总算幸而免了。

　　我与蔡孓民泛泛不大通问，但是在一九三四春间，却接到他的一封信，打开看时乃是和我茶字韵的打油诗三首，此中一首出格有幽默，此刻缮写在这里，标题问题是－－《新年，用知堂白叟自寿韵》，诗云：

　　新年后代便利家，不让沙弥袈了裟。（原注，吾乡小孩子留发一圈而剃此中边者，谓之沙弥。《癸已存稿》三，“精其神”一条引经了筵阵了亡等语，谓此自一种文理。）

　　鬼脸遮颜徒吓狗，龙灯画足似添蛇。

　　六么轮掷思赢豆，数语留任号绩麻。（吾乡小孩子选炒蚕豆六枚，于一面去壳少许，谓之黄，其完好一面谓之黑，二人以上轮掷之，黄多者赢，亦仍以豆为筹马。以针言首字与其他未字不异者联句，如甲说“大学之道”，乙接说“道不远人”，丙接说“人之初”等，谓之绩麻。）

　　乐事追怀非苦话，容吾一样吃甜茶。（吾乡有“吃甜茶，讲苦话”之语。）

　　署名则仍是蔡元培，并不消什么别名。此于游戏之中自有谨厚之气；我前谈《春在堂杂文》时也说及此点，都是一种特色。他此时己年近古希，而记叙新年儿戏景遇，细加注解，犹有童心，我的年纪要差二十岁风景，却还没有记得那样清楚，读之但有怅悯，即在极小的处所，前辈亦自弗成及也。

　　别的另有一团体，这人即是陈仲甫，他是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也是在鼎新时期的重要角色。但是仲甫的行为不大检核检束，有时涉足于花柳场中，这在旧派的老师是常有的，人家认为固然的事。但是在新派便差别了，报上时常告发，载陈老二抓伤妓女等事，这在高调进德会的蔡孓民，实在是很伤脑筋的事。我们与仲甫的谈判，与其说是作业上，倒还不如文字上为多，即是都与《新青年》有干系的，所以畴前颁发的一篇《实庵的尺犊》，共总十六通，都是如此，如第十二是一九二0年所写的，末端有一行道：

　　“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在那时候，他还只看得《孔乙已》和《药》这两篇，就这样说了，所以他的眼力是很不错的。玄月来信又说：

　　“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代价，请你问他假使觉得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修订，寄来付印。”比及《呐喊》在一九二一年的年底编成，第二年出书，这已经在他措辞的三年之后了。

　　（本文略有删减）

　　十月荐书

　　

　　书名：《知堂追念录》

　　作者：周作人

　　校订：止庵

　　出书社：北京十月文艺出书社

　　出书时间：2013.10

　　《知堂追念录》是周作人晚年回忆自己毕生重要阅历，写成之内容丰厚的传世巨作。最初只有“北大感旧录”数节，值曹聚仁在香港办《轮回日报》，周作人以稿件寄之，在副刊颁发，引发存眷。后受曹聚仁之邀开始“毕生追念”，历时两年多，成文二○七节。手稿总题为“药堂谈往”，出书时更名“知堂追念录”。作为现代文学各人，周作人亲身阅历与到场了中国近现代史上诸多重要汗青事件，如晚清克复会秋瑾、徐锡麟等的举动、辛亥革命、张勋复辟、新文化活动等，其毕生形迹记载等于重要史料。又出之以如面谈之知堂文风，可谓文学性与史料性兼具。难怪促本钱书出书的曹聚仁先生说：“这么好的回想录，如若湮没了不与世人相见，我怎么对得住千百年后的中国文化界？”